打印内容中国房地产税的定位与西方国家是完全不同的，一方面，房地产税的收入相对有限，无法保障基层政府的运转和公共服务的提供，基层财政还是要依赖于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；另一方面，影响中国住房价格的高质量公共服务，其财政资金来源往往也是高层级政府，例如医疗、交通、教育等，一刀切地将房地产税收入划归基层财政，也会带来地区间的不公平。
中国现阶段的房地产税，其主要的作用是调节效应，而非水平效应。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，充分发挥税收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。
房地产市场在近年来的蓬勃发展，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，居民之间的财富差距远大于收入差距。例如，上海市前0.1%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300平方米，而最低的5%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积不到15平方米，并且这种财富效应往往又来源于政府的公共投入，例如交通基础设施、环卫绿化、公共服务等等。
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都可以归为资本利得税，即资本投资产生的收益要跟劳动收入一样纳税，从而做到了税收的公平。在共同富裕背景之下，理解新时代的房地产税，也就很容易得出几个基本原则：
首先，中国的房地产税一定不是普遍征收，因为主要是起调节效应，要优先保障居住需求，一定范围的免税条款(面积或套数)会将约80%的家庭排除在外，这个税种真正涉及的家庭数量在20%以下。
其次，中国房地产税的税率应该是累进的，因为这是一种资本利得税，要与个人所得税进行靠拢。累进性是再分配的基础，同时累进性还更容易达到房地产税的另一个目标：房住不炒。
最后，这次的房地产税试点，一定会动存量房产。上海在2011年试点的房产税仅针对新购住房行为，因此效果非常弱，即便如此，上海市的政策也在人均60平方米免税面积的门槛上有积极作用。房地产税是持有环节的财产税，这意味着只要还在持有，无论是存量房还是新购房，都要纳入征税范围。
产权问题和信息共享是征收难点
房地产税一旦正式进入试点环节，由于一些配套制度还不够健全，其征收难度还是非常大的。
首先就是产权问题。中国的房产产权形式复杂，各地区差异巨大，如果以房产市值作为征收依据，很多的房产并未取得完整产权，例如小产权房，在产权未合法化的状况下，征税是无法落地的；此外，还有一些房产虽然是完整产权，但是并不属于商品房，例如经济适用房、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福利房，以及一些共有产权的住房，这些住房在未交易的状况下，其市场价值也是无法获得的。
另外一个征税依据是租金收入，1986年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》就规定租金的12%是应纳税额，但是该政策在征管环节的难度极大，税务机关无法获取个人之间的租房行为的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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