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黎安研究发现，这背后有着政治经济学的故事：地方官员不仅要推动城镇化的发展，同时也关心 城市的GDP和财税增长，后者是决定官员晋升的重要指标。在GDP和财税增长指标上，不同地方政府之间是竞争关系，而地方主政官员的战略选择，会决定城市扩张的空间特征。
城市用地指标是地方政府从住建部、国土资源部一级级争取下来的。周黎安说，当城市官员想发展城市时，面临“向上发展”和“向外扩张”两个选项：前者不用增加用地指标，但要对旧城进行改造，拆迁成本较高，而且在老城区建高楼可以发展金融业、服务业、高科技产业，但不可能大力发展制造业，对GDP和财税的推动力相对有限；后者需要向上级争取更多指标，要花很多的努力与上级政府谈判，但便于推动工业化和土地财政。最后呈现的结果是，发展越快的城市，越倾向于向外扩张，而不是集约使用稀缺的土地。
周黎安等人收集了省会城市、副省级城市、地级市的官员晋升数据，构造了地方官员晋升强度的指数，对上述故事提供了一定数据支持。他们研究发现，一个城市的主政官员从高激励官员换成低激励官员后，地块离城市CBD的平均距离更近，总体容积率也更高；另外一个城市的主政官员从低激励官员换成高激励官员后，城市向外扩张的强度也是由低到高的。
他们进一步分析发现，年轻官员更倾向于城市“向外扩张”，而年长官员更倾向于“向上发展”。年轻官员更关心晋升，更希望在GDP和财税指标上脱颖而出，有更大动力向上级争取用地指标。年长官员这方面的意愿要弱一点，也更可能选择“向上发展”。
周黎安认为，过去看到中国城市的空间扩张，背后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，这里体现的是官员的作用。他们的竞争激励塑造了他们对城市空间扩张不同的选择，使得中国的城市化、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并行。因此，中国的大城市在有限的建成区面积中既有容积率偏低的住宅，又有占地广阔的工业区，相比纽约、东京，北京和上海不仅建成区面积狭小，而且工业园还占据了相当大的面积，这是中国城市发展独特的空间特征。
政府调控失衡
近期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，中国房地产存在10大失衡，包括土地价格失衡等。
他说，过去十年，一线城市房价几乎涨了八倍到十倍，逻辑上判断其是货币膨胀导致的，但还和供给需求有关。货币膨胀只是房价上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，只是外部因素而非内部因素。
黄奇帆认为，住房作为附着在土地上的不动产，地价高房价必然会高，地价低房价自然会低，地价是决定房价的根本性因素。如果只有货币市场这个外因存在，地价这个内因不配合，房价想涨也是涨不起来的。控制房价的关键就是要控制地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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