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印内容比如地方政府面临着地方债压力，急于放开限购，而对于中央政府而言，需要转变地方政府的调控思维，不再局限于房地产本身，只做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的管制，而是指导地方政府将调控的思路打开，跟地方债结合，跟政府的财政压力结合，行成一系列配套措施。
除了财政政策，货币政策也和房地产政策密切相关。今年1月，央行宣布降准，业内纷纷认为这是对房地产市场的松绑信号，降准降息一向也被认为是房地产调控的重要风向标。
施昱年认为，除了利率之外，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股市等其他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，但由于现在正处于经济下行阶段，政府这些手段只能慢慢调整，从利率突破，慢慢通过分类指导，让地方政府可以用其他的渠道发行地方债，或是通过引资的方式增加地方财政收入，在引资的过程中，就会分散老百姓的投资，不再集中投资房地产等。“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”。
小幅度“松绑”
“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上升还是下行，不仅影响地方财政收入，也会影响整个的宏观经济。”顾云昌注意到，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没有像此前那样对房价提出进一步要求，这也是基于对中国宏观经济情况作出的判断，但在他看来，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要防止房价过快上涨，而是要防止房价大跌。
在施昱年看来，目前各地方政府的微调政策，包括降低首付、公积金政策、取消限售、取消限价等，更多的是试探意味，而不是真正去突破限购，不会爆发大量的需求。而且这些政策大多是从供给端尝试，放松供给，有利于稳定房价。
相对而言，广东政策放开的步子迈得更大。2018年12月20日，广州市住建委发布的《关于完善商服类房地产项目销售管理的意见》指出，2017年3月30日土地出让成交的房地产项目，其商服类物业不再限定销售对象，个人购买商服类物业取得不动产证满2年后可再次转让。4天后，广州又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进行微调，允许在广州周边城市异地购房提取公积金余额，政策放松趋势隐现。
“广州的政策相当于在需求侧放松，会有一部分需求被释放出来，但因为商住房的定价和纯住宅定价是两个不同市场，如果商铺价格上涨，并不必然带动住宅市场价格上涨。”施昱年说。
“很多房地产调控政策并没有真正实践过，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。”施昱年认为，目前从一两个城市的微调，到更多城市的微调，中央似乎是默许的态度，而且在他看来，只要不放开限购，透过其他途径小范围的松动，能够为市场注入一些信心，其实并非坏事。
施昱年认为，在2019年，小幅度的“松绑”可能会成为一种趋势，但不会蔓延到一线城市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厦门这四个城市或成为房地产调控的重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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